最近重读《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这段甚为触目惊心。

革命前，两湖革命党人相约互相响应。但武昌起义当天湖南巡抚余诚格就得到了消息，并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将其调离长沙。湖南革命党人三天后才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未能及时发难，后经过多次组织发动，焦达峰、陈作新等才于10月22日领导起义成功，光复长沙，成立湖南军政府。

辛亥革命在乡间是如何呢？年幼的沈从文和父亲留在城里，看父亲和叔父在磨刀，知道他们要去“杀仗”，关切而兴奋，但是革命失败了。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毛竹做成（就是把一些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地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

杀戮却只是刚刚开始。城防军下苗乡去抓人。

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一个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这杀戮持续了一个月，“革命”也变成了衙门文书上的“苗人造反”。到后来杀的人太多，乡绅们向道台请求有个限制。于是他们把决定权交给神明。

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苗乡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应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茭，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到了第二年三月，本地革命才算成功。

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遣。兵马仍照旧把马养在家中。衙门前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微不同了。军队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长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道尹衙门前站在香案旁宣讲圣谕的秀才已不见了。

关于这段历史，从小就经常在官方资料或者影视作品里看到这样的场景某个革命党人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既然革命，就要流血。”
可是，一段“革命”有多少无辜的人糊里糊涂的流出了鲜血？革命在民间的真实境况大概是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不会记载的。
我们读历史，希望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可历史不断重复，人却很难学习。我们连历史的真相都不知道，何谈超越前人？